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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真心实意、身体力行”的知识分子
——访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

文/ 易懿敏

2004年9月，《南方人物周刊》发布了该刊评选的“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其中包括自然之友的梁从诫会长及杨东平副会长两人。为此，本刊特采访了梁从诫先生，并将在下期刊登对杨东平先生的采访文章。

    当梁从诫先生得知他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时，他的第一反应是：“诚惶诚恐”。这些年来，梁先生获得的社会荣誉颇多，其中包括1995年的“亚洲环境奖”、1999年的“地球奖” “大熊猫奖”、1999年《三联生活周刊》第100期的25位“时代人物”之一，2000年菲律宾“麦格塞塞”奖（此奖专为在社会活动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人士而设，有的国外报刊誉之为“亚洲诺贝尔奖”），等等。梁先生说，他重视这些荣誉，这些荣誉代表了社会对他的工作与努力的认可。不过，梁先生表示，社会对自己的认可越多，压力便越大，因为“如何做到不辜负社会对自己的赞誉，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他“诚惶诚恐”。在另一方面，梁先生强调道：“我又不重视这些荣誉，因为我还是我，我不是为了荣誉而有意地去表现自己，我仍将按照原来的方式做人与行事，只是将更加忠实自己的理念 ：‘真心实意、身体力行’！”

真心实意、身体力行

    梁先生在多次接受采访时都曾反复强调：真心实意、身体力行！这并不是一句石破天惊的口号，它朴朴实实，却蕴含着延绵的力量，让人深思。
    梁先生反对通过唱“绿色高调”和争当“绿色救世主”来进行环境保护工作。“经过多年的观察和思考，我发现中国的环境问题归根结底其实就是‘社会’问题，这并不是简单的振臂一呼就可以解决的。”梁先生语重心长，再次向笔者讲述了他到宁夏西海固出差时所遇到的一件给他极大震撼的故事：干旱的沙漠地里，他看见一对姐弟手提破铁桶，用小耙子四处挖发菜。他知道挖发菜将对原本就脆弱的地表造成伤害，可是，“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如何能去要求他们不要再挖发菜？这是他们在这缺水的地区维持生计的方法。”梁先生神情凝重：“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对于生存都难以继续的贫困地区来说，环境保护更不是喊几句‘还我绿水，还我青天’的口号就能够解决的。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从另一方面来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很多环境问题不是认识到了就可以解决的，梁先生认为有些环境问题难以解决，并不都是因为现行的一些政府部门执法不力，而是由于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涉及到的方面实在太多，很难有合适的解决方案。
    意识到“唱绿色高调”作用的微弱，梁先生认为，应该对全民进行环境教育。通过环境教育，促进公众的行动，最终改善环境。
    而说到教育，梁先生认为，我们不能做那些“对别人高要求，却对自己低要求”的教育，而应该要“真心实意、身体力行”。“教育者起码要能管住自己。如果连自己都管不住，又谈何去要求别人？而如果人人都能管住自己，那么社会便大有进步。”
    梁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媒体报道上提得最多的是梁先生使用废纸制作的名片与不使用一次性筷子的事迹，其实除此之外，梁先生及其夫人方老师在他们的生活中始终坚持“力求节约”的原则。比如在用水方面——“你知道吗？洗衣机用水比手洗要多3倍！”顿了一下，他继续说道：“我和方老师都老了，洗不动衣服，所以我们还是用洗衣机的。但是，我们将洗衣后的所有水都用桶收集起来，冲马桶用。我们家的马桶基本上不用水箱里的水。”不仅洗衣服的水，就连洗菜、洗澡的水，都会收集起来回收利用。“虽然这样会不方便，水桶也占了很多地方，但我们都习惯了，而且必须这样做才心安。”梁先生他们的行为影响了来做小时工的阿姨，她认同了他们“节水”的理念，并将这种节水的方法在其他家庭实行起来。“这就可以看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他人。”梁先生笑了。
    “真心实意、身体力行。”梁先生希望，这句由他提出的“口号”，同时也是“自然之友”贯穿始终的宗旨。

这是“自然之友”的荣誉

    获知自己被《南方人物》评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时，梁先生的第二个反应是 ：“如果说我个人在社会上有影响，这影响也是来自于‘自然之友’。所以说，这个荣誉其实是‘自然之友’整体的荣誉。”
十年前，当梁先生和其他三位同行在公园的草地上讨论中国环境问题的现状时，他们的一个共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环境保护之所以做得成功，与他们发达的NGO（非政府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却还没有有形的群众监督，应该有一个自己的民间团体。由于有着这样的共识，自然之友成立了（虽然经过了重重困难），这是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其成立以来，“自然之友”切实地为中国的环境保护做出了贡献，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注。
    “其实我更希望民政部更开放些，让更多的民间组织发展起来。自然之友如果永远是老大，并不就是一件好事。失了竞争、青出于蓝的机会，中国的民间组织无法健康成长。”梁先生如是说，“但是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争第一。我们不能保证第一，但要努力去达成自己的目标与宗旨。”
    长年以来，梁先生在自然之友只领取每月1500元的工资（在最开始的几年，则完全没有人员经费，而且经常要往里贴钱），外加在中国文化分院的500元补助，在这样经济条件下，梁先生经常性地将自己的讲演费用、获奖奖金等都无偿地捐给自然之友。在我刚到他的办公室准备进行采访的时候，自然之友的财务人员进来让他在一张收据上签名：这次方老师陪同梁先生到新疆参加绿色希望行动，绿色希望行动项目给方老师买了往返的机票，可方老师觉得自己不是自然之友正式的工作人员，不能让办公室为她承担费用，于是一回来就以她个人名义捐了5 000元给绿色希望行动。他们两人都希望自然之友的每一分钱都能用在实处。
    梁先生已经陪伴“自然之友”走过了十年的风风雨雨，他这样评价自己与自然之友的关系：“对于我来说，‘自然之友’和我是一体的。我属于‘自然之友’，代表‘自然之友’，体现‘自然之友’的理念。”
    笔者问他，为何能够坚持十年把主要的精力投在自然之友做环境保护？梁先生淡淡一笑：“因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值得去做。”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新的“事业”，值得为之奉献。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批判精神与独立性
    《南方人物周刊》提出的“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评选标准是：“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梁先生笑说：“其实我并不符合第一条。”梁先生以前学的是历史，研究生毕业后在云南教了几年的世界史，但是之后就没有再从事与历史直接相关的工作。不过，那些历史常识，那种从历史的角度分析问题的习惯，在梁先生讲演或写作的时候，还是会自然而然地出现。“环境问题就是人口与资源的不匹配”的论断，就是梁先生从中国人口及其消费的历史演变的分析中得出来的。
    在三条评选标准中，梁先生觉得“批判精神”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最可贵。失去了“批判精神”，知识分子只是随波逐流的人，对社会起不到良好的影响。要具有“批判精神”，就要求知识分子具有独立性。独立性，也就是指不管面对多么权威的意识形态，都抱着分析的态度去面对。“这种独立性，”梁先生在回顾他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后，说道，“特别表现在其对政府，或者说官方观念的独立性上。”
    梁先生列举了几条划时代的标语来做例子：比如“发展才是硬道理”，事实证明，并不是所有的发展都是硬道理，有的发展甚至是有害的，我们只能说 ：“可持续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比如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虽然推进了生产力的进步，但人们却忽视了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多环境的破坏其实也正是由于科技的发展；又比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著名的标语虽然卸去了当时大家都不敢富的心里负担，但却没能解决“后一部分人”的问题，现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的“贫富悬殊”现象，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社会责任感与积极进言

    知识分子不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精神，而且要有社会责任感和向社会进言的努力尝试。
    说到社会责任感，梁先生忧心忡忡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为求自己成功而愿意付出一切代价的人，这种缺少社会责任感的人一多，造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危机，那就是诚信的丧失——当老百姓与政府之间不能互相信任的时候 ；当病人与医生之间不能互相信任的时候 ；当学生与老师不能互相信任的时候 ；当消费者与厂家不能互相信任的时候……社会上人与人之间都不能互相信任，那么人们又如何能够心理健康地生活着？没有了健康的心理，我们社会的未来将不是凝聚，而是瓦解。
    现在教育界正在尝试重建学生们的社会责任感，如北大今年的学生教育重点就放在了“社会公德教育”，为此，北大还曾邀请梁先生为北大的学生做演讲。梁先生很认同这种努力，不过，他也提到，做这样的演讲他只能以父母和自己“身体力行”的例子来感染学生，而不可能说教似的让学生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在总体不良的社会氛围的影响下，说教根本不可能发挥什么作用。”梁先生对其母亲（著名建筑家林徽因）与他在五十年前的对话记忆深刻——1947年，还在读中学的梁先生问母亲，如果当初日军占领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所在地重庆，当时住在四川长江边上一处农村里的她和父亲会怎么办？仍在重病中的母亲淡淡一笑 ：“中国知识分子有一条老传统嘛，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那一个人在重庆读书的我怎么办？”梁先生有点惶恐地问。“要真到了那种地步，也就顾不得你了……”——梁先生重复着这句话：“‘那时候就顾不得你了……’，可见，当时我母亲的确是仔细地想过这件事情，而不是因为我问起才有以身殉国的打算的。”这是一种心系祖国与人民的操守，永远值得我们后人敬佩。
    知识分子积极进言的途径有多种，相比之下梁先生的进言方式更多一些——他可以通过自然之友举办的讲座和一些活动来影响公众 ；此外，由于其政协委员的身份，他也可以更积极地向政府反映情况，协助并促进政府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在谈到“民间组织”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时，梁先生表示，不同的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情况，有的知识分子其个人影响就很大，无需借助“组织”的力量，比如一直在做“艾滋病预防”工作的高耀洁，多年来她都是以个人的身份在做工作，他很敬佩她工作的成就。不过，如果能够借助“网络”或者说“组织”的力量，无疑能够更有效地影响到社会。“昨天我从胡佳那里得到高耀洁最近出版的一本书，这其实也正说明了高耀洁的工作正在网络化，而不再仅仅是个人行为。”

精神丰富的幸福生活

    多年前，梁先生从公办单位辞职，转到民办机构工作，以至于到现在他既不能享受公费医疗，也没有社会保险。梁先生已经72高龄了，方老师担心的是，如果他病倒，该怎么办？ 
    但是，梁先生很乐观，他欣赏颜回：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即便在外人都为艰苦的生活条件而替颜回觉得忧虑的时候，颜回仍然快乐地生活着。梁先生说：“幸福其实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而不是由物质的多寡来决定的。”抗战时期，梁先生的父母在四川乡下，那时他们的生活很拮据，梁先生记得当时他去上学都没有鞋穿。在这样艰难的时期里，他重病的母亲却仍能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她不断学习、研究新的知识，并与父亲共同撰写了几本重要的论作——“正是因为我母亲的精神生活丰富，用对知识的关注转移了病痛与贫困，我们的生活才变得温馨，她也终于从精神上战胜了病魔。”
    梁先生表示，他从没过过豪华的生活，所以也无从体验豪华生活中的人是否幸福，但是，他觉得，如果物质的诱惑太多，人很可能会变质。而且，一个人的生活如果物质上很丰富，但精神生活贫乏，他能幸福吗？
    现在梁先生靠着微薄的收入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乐在其中。“我追求一种简单而内心充实的生活”，梁先生说。■
作者邮箱：yiyimin@fon.org.cn

梁从诫简介
梁从诫，男，1932年生于北京
抗日战争期间随父母“逃难”到云南、四川，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
1950-54 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
1954-58 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1958-62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师
1962-69 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人员
1969-78 文化革命期间下放江西某“五七干校”劳动
1978-88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
1988-今 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历史学教授
1989-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
1994-今 “自然之友”( 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 ) 会长
1998-今 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 ( 兼 )
梁从诫多年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曾参与过《中国大百科全书》早期的筹备和编纂工作 ；1988 年转到民办的中国文化书院工作 ；1993 年开始关注民间环境保护活动。1994年3月，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群众性、会员制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即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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